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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o.Or.The.120.Days.Of.Sodom》 疟恋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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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15 19:24: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Salo.Or.The.120.Days.Of.Sodom》中文名字是《索多玛120天》。在我看过的电影中,没有一部像它这样被观众褒贬不一。挺它的观众赞誉它思想伟大,内涵深刻,表达生动;毁它的人贬斥它趣味低级,场景简单,几无情节。

如果一部电影里有大量的男女裸体,有赤裸裸的性交场面,那么这应该是一部A片么?
如果一部电影里连篇累牍地讲述虐待虐杀,用完全写实的手法描绘吃屎喝尿的场面,那么这样一部不能给人带来美感的电影应该被永远封禁么?
   如果一部名列全球十大禁片排行榜中的电影在讲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丑陋人性的鞭笞,你相信么?
   如果一部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想象力,另一方面又极其写实的严肃影片却被全球大多数国家封禁,这种现象又怎么解释?



   《索》片相关的评论其实很有意思。
有人说,看了有关介绍,竟然鼓了几次气后仍然没有勇气开始看这部片子。也有人说,打开碟子后十余分钟由于不能忍受有关场景而断然关掉播放器。有人说它就是一部色情片,有人说它其实讲的是政治。有人说它确为大师之作,也有人说它不过烂污而已。这些参差不齐的评论凑在一起,让我想起了中国的秦腔——爱的人爱的要死,因为它气韵深厚,酣畅淋漓;恨的人恨得要死,因为它腔板高亢,嘶哑破沙,难称雅味。

一切的艺术形式都离不开一定的表达技术手段。或者说,所谓艺术,就是各种技术的综合,但是如果只是纯粹技术的简单叠加,那么这些简单的叠加就只能是一些匠作,因为里面没有作者的思想,设计,情趣,倾向。一堆砖头可以简单地码成一座小平房,但是一个建筑小工却不可能高屋建瓴。一只老鼠在键盘上长时间不停地无规则地跳动,可能凑巧打出一篇完整的文章,却不可能创造出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

欣赏文学、绘画作品,或者影视作品也离不开透析其中的技术手段与艺术层次。如果一部作品用丰富而复杂的技术手段表达了深刻的主题,深沉的感情,深远的旨趣,那么我们应该品评它为上佳作品;如果一部作品用少量而简单的技术手段表达了极为深刻的主题,极为深沉的感情,极为深远的旨趣,那么——我就只好送它两个字:伟大。

《Salo.Or.The.120.Days.Of.Sodom》中文名字《索多玛120天》是一部伟大的电影。
为什么?
——因为他用了直截了然的写实手段描绘了人类社会曾经而且正在进行的阴暗丑陋,从而表达了对于美好生活图景的向往。
——因为他用了隐讳婉转的表达方式鞭笞一切反人性的社会制度:神权,帝制,专制政权和并非基于正义的专制社会的法律工具。

《索》片把故事发生的时空定于一九四五年纳粹占领区,但是不能简单地以此推定影片只是在控诉纳粹体制,而是应该推想到帕索里尼(pierpasolini)以给世界带来深重灾害的纳粹主义和纳粹体制为发端进而对人类社会组织模式,人类文明进行的深入思考。

一部电影可以风花雪月,可以才子佳人,可以惊险离奇,可以百转千回,可以深沉婉曲,可以明朗轻快,可以沉重阴郁,可以……一部电影还可以伟大!《索》片就是一部伟大的电影。

一部伟大的电影却为何名列全球十大禁片排行之中?
我猜想各个国家之所以封禁的理由应该各有不同吧。或许因为政治原因?或许因为与既有审片规则抵触?或许仅仅是因为对观众心理承受能力高下有别的考虑——你能想象一群人围在华丽大厅里的长条餐桌旁共进粪便宴席么——在一部电影里?而且完全用写实手法?而且多多特写镜头?如果你认为这样的场景不堪设想,那你就没必要看《Salo.Or.The.120.Days.Of.Sodom》中文名字《索多玛120天》,虽然我在这里强力推荐,虽然我极口称赞他伟大。

《索》片是意大利著名导演“三尼”之一的帕索里尼(pierpasolini)执导(另外“两尼”是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索》片也是帕索里尼绝笔,因为他在这部电影公映前不久,即被谋杀——杀手之所以刺杀帕索里尼,即是因为这部电影,或者说,帕索里尼如果不拍这部电影,那么他还可以继续他的导演生涯。杀手无法终止帕索里尼的导演生命,但是杀手通过直接终止帕索里尼的肉体生命的手段达到了目的。应该说杀手是个聪明人,因为这个主意的确不错。但,其实,这个杀手其实只是一个十六岁的懵懂少年。一个十六岁的懵懂少年能否能含如此聪明才具,当然可疑,这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个终止肉体生命的杀手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他背后还站着一个一个大脑,一个主谋,这个主谋才是终止帕索里尼导演生涯的罪魁祸首。

暂且抛开帕索里尼横死之谜,只论那个十六岁的杀手,想来必然会被法庭判为有罪,有趣的是一边是杀死导演肉身的杀手被判有罪,一边是三十多年来整个人类社会都好似不约而同地封禁这部影片。故事推演到此还没有太多趣味,真正令人感到莫大回味的是,《索》片面世三十多年来,全球多多影迷一边强忍着生理,心里上的不快,一边饶有趣味地探讨《索》片的主题。

但是更有趣味的是——需要我们回溯——《索》片的蓝本《索多玛120天》一书的写作与面世经过。

一本什么样的书消失了150年之后又重新出土?
   
    这本书就是《索多玛120天》。千古奇书《索多玛120天》的作者就是西方情色写作鼻祖萨德。我没找到原著,但就算我找到了,我也看不懂,因为我不懂外文。但是法国批评家罗兰·巴特将之与《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相提并论——罗兰·巴特认为萨德是与普鲁斯特各站在法国文学的两个极端——这样的评价足以使萨德和他的作品《索多玛120天》不朽。罗兰·巴特说,《索多玛120天》的具有哥特色彩、超现实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的性虐待百科全书,写作风格极其挥洒自如。我不懂什么哥特色彩,超现实主义,但是我想,一部小说既然能被称为百科全书,那么这样的不可能随口做出的评论出自一个著名的批评家,我想没有理由不认同这种看法。

其实对于这本书有多伟大,我并不如何关注——世上伟大的人,伟大的思想,伟大的作品多如牛毛——我真正感兴趣的是这部书面世的经过。这个经过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索多玛120天》写于一七八五年,当时萨德被关在巴士底监狱。这本书一直没完稿,萨德只写完第一部,而后三部仅有条列式大纲。
   
    萨德被关在巴士底监狱时,担心书稿被狱卒没收焚毁。一七八五年,萨德耗时三十三天,将已写完的《索》书第一部以及未完成的后三部大纲,誊写在一张张宽约十到十二公分、头尾相连、两面书写、全长超过十二公尺的纸卷上,藏于狱房某角落。随后,萨德因闹房被移监至夏宏东收容所,来不及带走手稿。他以为《索》书的手稿已经烧毁于法国大革命大火,为之“泣血”。许多研究者认为萨德后来的作品都是在弥补《索》书的遗憾。但是《索》书手稿并未焚毁,而是被一个大家族三代收藏,一百年后,《索》书手稿离奇出土,落入德国心理学家布洛赫手中,他以EugèneDühren化名出版,标举本书对“性行为”的研究贡献卓著。直到一九三一至三五年间,经过萨德第一代研究者海涅(Maurice Heine)的努力考据校勘,才出版了三卷一套的《索多玛120天》,详实的《索》书才得以重见天日。此时距离萨德写《索》书已经近一百五十年了。首版只印行396套。

2002年,台湾,商周出版特邀浙江大学英语系副教授王之光翻译《索多玛120天》。王教授参阅英、法版本,历经两年时间,终于翻就二十七万字的《索》书。商周出版并邀请研究萨德的学者赖守正、王之光、刘森尧、赖军维,为本书撰写四篇、合计三万字的导读,分别探索了萨德的生平、《索多玛120天》的传奇历程、萨德的绝对自由主义思想、萨德的文本分析、萨德的情色象征,以及罗兰·巴特为何盛赞萨德创建了“意义完美彰显的写作”——于是,《索多玛120天》中文版终于面世。

同样有趣的是《索多玛120天》的原作者萨德的生平。

坐了二十八年牢的萨德(1740-1814)出身法国普罗旺斯的贵族世家,其母有波旁王朝的皇室血统。萨德年轻时曾被指控对多名女子猥亵、鞭笞、虐待,甚至下毒,进出监狱多次。萨德从三十八岁起到七十四岁病死为止,前后被监禁将近二十八个寒暑。最后死于夏宏东精神病患收容所。他的坐牢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法国大革命前是因为行为不检,法国大革命之后,官方拘禁他的理由是作品伤风败俗。

关于所谓的“行为不检”, “伤风败俗”——英文写作的著名作者王尔德也因同样的罪名入狱。这个世界上是否有过绝对意义上的私德无亏之人,我一直以来都存疑,因为世界上本无绝对统一的道德标准。如果有人以作者曾犯过“伤风败俗”罪而质疑其作品的伟大,我就要忍不住怀疑他的智商了。

西蒙·波娃在《我们有必要烧掉萨德?》一书中说:“他入狱之前是个普通人,出狱时却已成为伟大的作家。”罗兰·巴特在他的《访谈录》一书中更如此肯定地说:“阅读萨德,我向来即由此获得极大的乐趣,我并不认同于一般人所说的,认为萨德是个无聊的作家……在我们(法国)的文学当中,真正能够带给我极大之阅读欢娱,并且会想不断去重读的,除普鲁斯特之外,就数萨德一人,他们两人各站我们文学世界的两极。”

《索多玛120天》到底有多伟大?再来看两段评论:

“《索多玛120天》是萨德遭到长期监禁后的第一本挖空心思之作,彻底颠覆文明价值观。这本书罗列现今可能想象的各种性变异行为,难怪诗人耶律亚(1895-1952年)会肯定萨德赋予人类已被文明阉割的原始本能,并将情色的想象从其桎梏中解放出来。”
   
  “晚了《索多玛120天》一百年才出版的《性欲精神病学》所列案例,竟然与《索》书惊人类似,更令人肯定萨德的先知先觉,以及《索多玛120天》的旷世地位。”

萨德的生平其实可以说是潦倒终身。但是正如许多大家,生前籍籍无名,身后却荣名鼎盛。萨德在他活着的时代,被认为只是不足道的二流情色小说家。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不但巴代耶(Bataille)赞誉他为“伟大的哥特式作家”,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超写实主义诗人德斯诺斯、布荷东、艾吕雅等都盛赞他为超写实主义大师,特别是性意识的探索部分。   巴代耶(Bataille)曾说:“对那些想深入人性底层一探究竟的人而言,萨德的作品不但值得推荐,且是必读之书。”波特莱尔(Baude laire)则说:“欲对邪恶有所了解,必得重访萨德。”而罗兰·巴特甚至拿他和普鲁斯特相比,法国著名的七星文库丛书在一九九○、一九九五、一九九八年分三巨册出版了《萨德作品集》,更确定了他一代宗师的位置,掀起“萨德主义”研究热潮。
   
同样有趣的是萨德在中文世界的遭遇。
   
    萨德作品在台湾已经出版的,包括十几部长篇小说与二十出戏剧,甚至还有游记。但是他的作品足足有一百多年是在地下流通,成为禁书。当欧美掀起所谓的“萨德神话”时,台湾依然将萨德视为洪水猛兽。金枫出版社曾于一九九四年一口气出版萨德的《茱斯蒂娜》、《情罪》、《淑女劫》,均遭没收。
   
    近年,萨德只有小说作品《卧房里的哲学》(2000年新雨出版,陈苍多译。)在台问世。有关萨德思想的引介,也仅有立绪出版社所出版的《萨德》(1999年)漫画。意大利已故大导演帕索里尼根据《索多玛120天》为蓝本拍摄的电影几年前曾来台参加金马奖国际影展,因为尺度骇人,当时仅限电影相关人士欣赏。

而中国大陆,只有大众文艺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过萨德作品汉译本。另外有剧本收在唐山出版的《色情戏剧》(2000年)合辑。

萨德研究在西方已成热潮,而中国这边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少有人知。一热一冷,两相比较,不可谓无趣。


好了。最后再回到帕索里尼执导的影片《Salo.Or.The.120.Days.Of.Sodom》中文名字《索多玛120天》来。

其实帕索里尼的《索多玛120天》并不是简单复制萨德的原著《索多玛120天》。萨德的《索多玛120天》对于性,对于人性的探讨多多,却并不及于政治。而帕索里尼从其中找到素材,激发灵感,再把时空转换到一九四五年的纳粹占领区,从而赋旧瓶予新酒。从影片中我看到帕索里尼高高站在云端悲悯地俯视着人类。冷静而又睿智,就像上帝那样。本文前面引述多多资料证明萨德的伟大,其实只是为了证明帕索里尼的更加伟大。

一个人逼着他人吃屎,我认为这个人生性刻毒,而且满怀不能消解的仇恨,但是这个人并不是为了仇恨,而是在强迫他人认同、喜好上他的变态嗜好。他举办盛筵,宴席唯一的事物就是粪便。这样的人,这样的已经丧失了正常审美情趣的人是主教,是法官,是总统,是公爵。你可能会说,这个世界上真正会举办粪便宴席的人好像还没出现过,但是,就是现在不是仍然有许多主教,法官,总统,公爵整天扒粪么?他们还居高临下地强迫他人接受,并且喜欢他们的变态——但最重要的并非如此,最重要的是长此以往,谎言经过千百遍重复,他们自己也相信了,而且受虐者也开始逐渐相信了。象征着神权,法权,政权,王权的主教,法官,总统,公爵,再加上几个持械卫兵,一个乐师,一个充当宣传家的强颜欢笑的妓女——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微缩模型。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卫兵们以使用暴力为乐,但是当有一个卫兵发现违反了所谓的“法律”之后,当场被主教,法官,总统,公爵联手格杀。而这个卫兵“违法”是怎么被发现的呢?一个少女——象征柔弱的民众——因为实在难以下咽自己的粪便,而在法官的日常巡查中被发现,按照“法律”,她应该被处以刑罚,而她为了逃脱处罚就举报了同伴的“违法行为”,经过几次类似故事的辗转推演,于是卫兵的“违法行为”终于被发现。卫兵当时未经批准正和一个黑人女子交欢,而这是被绝对禁止的。卫兵从床上一跃而起,行纳粹礼表示永远尽忠,主教,法官,总统,公爵面面相觑,踌躇片刻,断然开枪。然后法官大步走向仍然赤身的黑人女子,对准脑袋,开枪,血浆崩满墙壁。这个场景持续了半分钟,并没有一句多余的动作与对话。影片拍摄手法干净利落,完全写实而又极具象征意味。在整个情节中,人性的卑劣低下,一览无余。面对险境,为了保全自己可以毫不顾虑地告密出卖同伴,而统治者对与“工具”们绝无怜惜。

   
  对臀部的迷恋,对粪便的迷恋(所谓\"黄金雨\":GOLDEN  SHOWER),还有,对血的迷恋。这是逐级递升的。开始的裸裎,鞭打,肛交,这些只是虐恋的最初级形式,至粪便时已是较深入,最后则是鲜血,那是有关死亡。影片用简洁有力的拍摄手法讲述着一个个性虐与虐杀的故事。你认为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吗?不!这个世界曾经而且正在进行着这样的残忍与暴虐,睁开眼睛!看!这才是真实的世界!帕索里尼把“虐待”解释为“兽性”,把“暴政”解释为“暴力挟持”——在影片有一个场景,主教,法官,总统,公爵把少男少女们当作狗一样对待,圈系,鞭打,呼喝,扔饲,而在所有的场景中主教,法官,总统,公爵的背后时刻跟随着持械卫兵。据中国史书中的明文记载,春秋争霸时,诸侯之间的战争就已“流血漂橹”,战国争雄时,秦一次坑赵降卒二十万,自兹而后,历代人间魔王莫不杀人“盈城”,“盈国”,“盈野”。历次改朝换代故事皆为“革命”,——古书中“革命”的愿意“改革天命”,但是如果可以理解为“改革人命”或许更恰当。即以近当代诸豪而论,哪个不是能逃脱“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历史宿律?让那些歌功颂德见鬼去吧。曾经的,现在的,将来的英雄与枭雄,你们是可诅咒的。

   
  索多玛,英文为\"Sodom\",源于《圣经》故事“创世纪”。亚伯拉罕时代(大约主前一千九百多年前),在现在的中东地区有两个古城,一名索多玛,一名俄摩拉。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得因贪恋俗世的享受,便住进了索多玛城。索多玛和俄摩拉两城的居民都是同性恋者。他们把男女间“顺性的益处变为逆性的益处”,在神眼里是罪恶深重的城。神便决定毁掉这两座城。因着亚伯拉罕的求祷,神应允从城里救出罗得。便有几个天使进城来到罗得家,要领罗得出城。城里人听说罗得家来个陌生人,全城人都聚在罗得家门口喊叫,要求罗得放这些陌生人出来与他们交欢。任凭罗得百般恳求,甚至愿意以自己还是处女的两个女儿代之,他们都不答应。天使们乘着黑夜带罗得一家四口逃出城。天快亮时有烈火岩浆喷出,毁掉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两城并住在城里所有的人,仅罗得一家逃脱。
   
  因此后来索多玛(Sodom)一词,具意鸡奸,同性结合,或与动物交欢涵有罪恶,非道德的意味。导演用了这个地方作为影片故事的发生地,意义不言自明。
   
  而帕索里尼之所以将时空转换到二战末期的意大利,赋予影片以政治含义:源于墨索里尼体制下最臭名昭著的一段史实——\"萨罗共和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18个月中法西斯主义的最后堡垒,在这段统治期间,有72000人惨遭屠杀,40000人被截肢,大量的人被送入集中营,一大批妇女,少年被奸污或鸡奸。萨罗是意大利人极力想忘却的一段历史。但帕索里尼在灵感的触发下,把这一历史暴行的内容和事实与萨德的小说的大量色情内容结合起来。帕索里尼改编了原著中最不堪入目的部分,随着时间、地点改变,而使他的影片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是帕索里尼在影片中设置了主教,法官,总统,公爵,从而使影片超脱出了特定的历史时空而具有宽泛的寓指。

    影片表现了在所有极端统治年代人们的表现:渐渐地有了对当权者自愿的献吻,有了谄媚的讨好,有了告密,也有反抗和自杀。假以时日,原来极为排斥的慢慢变成习惯,变成喜好,人们开始习惯于这种生活,认同新的价值标准,甚至从这种生活发掘乐趣。这,才是虐恋的真谛,思想领域中的暴政的真谛。

现代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病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说被武力挟持者在暴力挟持下会慢慢认同施暴者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

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名持枪劫匪在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押于保管库内。劫匪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处决人质。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匪围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狙击手的伤害,而且事后拒绝提供不利于劫匪的证词。其中一个女人还说她爱上了劫匪,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
从那时起,现代心理学增添了一种新病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简要描述就是“女人质爱上绑匪”。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被劫持者与劫持者成了“我们”。
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以色列年轻妇女达维森是经历这段地狱之旅的少数头脑清醒者之一。据她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的头发表演说,全机舱里一片掌声。达维森非常讨厌这些掌声,她写道: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能理解大屠杀。年复一年,我读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看了这类电影,听了那些耸人听闻的证词,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犹太人竟那么平静地走进煤气室?为什么当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还像绵羊一样去任人宰割。我需要经历恩德培的一场恶梦之后才能理解。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
试想,当你处在一个封闭的周围,外界变得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眼前胁迫你的人,就是控制你生死的人,而控制自己生死的人,通常被人们拜为上帝。只要他不被伤害,你就不会被伤害,被胁迫者会小心翼翼地顺从,努力让自己令胁迫者满意,越服从,越感到对方的强大,乃至打消一切反抗的意志,乃至开始效忠胁迫者。
人类潜意识里都有受虐的欲望,就好象弗洛伊德这样解释受虐狂:人如果长期处在一种不可抗拒的痛苦中,他就会爱上这种痛苦。
这种论调乍看起来非常离奇,其实我们只要回想一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尤其是“十年文革”中那极度疯狂的热烈就豁然了。
应该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并非只会发作于几个少数的被挟持者身上,而是潜藏于与生俱来的人性之中。一个劫匪可以使斯德哥尔摩的三个被胁持者犯病,一小撮暴力使用者则可以使整个国家犯病。我们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一部伟大的作品当然是艺术品,也当然要用技术手段来架构。但是我对于电影拍摄的专业技巧并不了解。下面我引用一段评论来结束文章:

  “此片在镜头运用和布景方面也颇具特色。全片基本是全景系列,机位固定在一个极具透视效果的点上。镜头内,房间的布置极度对称。从窗户、家具、中央楼梯到人物排列......一切都象征着一个权力机构的严谨和威稳。狂欢厅中间扎眼而一直无用的桌子用了一个巧妙的透视技巧,如同楼梯的延伸,似乎是导演的又一暗示。(至于暗示什么,见仁见智,我说不好)。相对空旷广大的几个虐恋场地,人物都被拍得很小,如棋子般安插于\"社会\"各个角落。而虐恋时的钢琴却如翠安详,让人有一种黑色的恐怖感。片中唯一风格不同的拍摄角度和房间就是四个权势人物的房间。他们在里面化装、商讨。这个房间中充满了个人风格(而非权威风格)。镜子、墙壁上后现代风格的绘画都一一指向了他们个人的内心。
   
  “古典而严峻的拍摄风格和表演,并没有刻意地玩眩,但此部作品却让每个观看者都深深动容。 ”

最后说一句,据现代性学观点,同性恋既为多个不同动物种群之先天本能,例如猿、猴、鹿、雁,斑鸠等等,本非人力可以更移,又为一自古及今不能消泯之社会现象,亦非道德贬抑,法律规制可以摒绝,正如左撇子于右左撇子。现代智识人士应当正视。既然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产生于暴力使用,那么就应当小心一切思想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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